人类文明进入春秋战国时期,食品和药品传世著作开始逐步丰富起来,从资料可见,当时药食同源理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,尤其是《黄帝内经》对自然与人体、食物与药物的认知至今都难以超越。《黄帝内经·素问》记载“毒药攻邪,五谷为养,五果为助,五畜为益,五菜为充,气味合而服之,以补精益气”,认为药和毒一样主要用于治病,而食物则用于补精气。
发展到东汉末期,《神农本草经》将本草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品,其中“上药一百二十种,为君,主养命以应天,无毒。多服、久服不伤人。欲轻身益气,不老延年者”。虽然现代科学看来,上品未必真正安全,但上、中、下三品分类一定程度上为药食同源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唐代药王孙思邈对食品与药品的理解已鞭辟入里,在《黄帝内经》之后再创新高。孙思邈在《千金方·食治》记载:“安身之本,必资于食;救疾之速,必凭于药。不知食宜者,不足以存生也,不明药忌者,不能以除病也。夫为医者,必须先洞晓病源,知其所犯,以食治之;食疗不愈,然后命药”,可见孙思邈对药食已经有非常精辟的认识。《食疗本草》中总结了唐以前的食疗成果,著成我国现存最早的食疗专著。
宋代《太平惠民和济局方》中收集了历代方书和民间验方,并专门论述了食疗方剂;后世医家论著如《救荒本草》《本草纲目》等对药食同源物质和使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完善;在清代王公贵族中,食疗药膳风靡一时,《清宫秘方》《清宫食谱》中均有相关记载。
清末鸦片战争之后,西方医学传入中国,中医药地位受到较大的影响,药食同源产业发展也进入低谷期。北洋政府教育部于1912年11月颁布“医学专门学校规程”和“药学专门学校规程”,医学科目48种,药学科目31种,均无中医药学内容,完全将中医药学排斥在医学教育系统之外。1929年,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采取了反中医的政策,甚至通过“废止中医案”,对中医药的发展造成严重伤害。1936年颁布的《中医条例》中仍然存在许多歧视、排斥中医药的内容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,中医药地位的巩固和发展取得了一系列进展,从事中医药教学的专家学者编撰了药膳、食疗类专著,如《食物中药与便方》《实用食物疗法》《食补与食疗》《中国药膳学》《中国食疗学》《药食同源物质诠释》,药食同源产业步入规范化发展阶段。